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是一名记者和作家。他曾经在《金融时报》、《卫报》、《独立报》、《自然》杂志和《纽约时报》等媒体发表文章。2015 年，他出版了《爱因斯坦：相对论100年》（Einstein: A Hun...
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是一名记者和作家。他曾经在《金融时报》、《卫报》、《独立报》、《自然》杂志和《纽约时报》等媒体发表文章。2015 年，他出版了《爱因斯坦：相对论100年》（Einstein: A Hundred Years of Relativity ）一书。
本文由 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2017 年末，耶路撒冷一家拍卖行对一张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亲笔书写的小纸条进行了拍卖。纸条上是一句由 13 个单词构成的德文。耶路撒冷收藏着爱因斯坦的全部文件：1955 年去世前，爱因斯坦通过遗嘱将所有文件资料捐赠给自己在上世纪 20 年代参与创立的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如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资料库（Albert Einstein Archives）收藏的文件已经达到 3 万份左右。爱因斯坦留下文件的数量是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文件的好几倍，可以和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文件数量相媲美。虽然资料库保存有这张纸条的副本，但卖家却不是他们。这不禁让人更加好奇。
纸条的书写地是日本，使用了东京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的专用纸，书写日期是 1922 年 11 月。当时，爱因斯坦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日本举办巡回演讲期间就下榻在东京帝国饭店。爱因斯坦的讲座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风头甚至盖过日本皇室。很显然，狂热的听众让他感到有些局促不安，因此他决定用书面形式记录对生活的想法和感受。一天，日本信差送来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不知道是囿于日本文化传统，还是爱因斯坦身上没有零钱，信差没有收取小费。为了不让信差空手而归，爱因斯坦将这张纸条（以及另一张写着更短句子的纸条）送给信差留作纪念。纸条的卖家透露，爱因斯坦对这位姓名不详的信差说：“如果你幸运的话，这些纸条将会变得价值连城。”据 BBC 透露，纸条的卖家是日本信差的侄子。
据负责出售的耶路撒冷拍卖行估计，纸条的成交价应该在 5000 到 8000 美金之间。他们将起拍价设定为 2000 美金。拍卖开始 20 分钟后，接连不断的出价将价格一路抬高。后来场上只剩下两位通过电话参与拍卖的竞拍者还在互相争夺。最终，竞拍者的出价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 156 万美元。
爱因斯坦在纸条上用德语写的是：“平静谦逊的生活比焦躁不安地追求成功更令人幸福。”
如果爱因斯坦还活着，他一定不会被荒谬的拍卖价格所影响。1919 年，英国的天文项目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爱因斯坦从此闻名四海。后半生里，他一直被自己的名声所困扰，丝毫没有借机聚敛财富的念头。独自在苏黎世、柏林、牛津、帕萨迪纳和普林斯顿整理数学公式和与少量物理学家、数学家见面交流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欧洲和日本之间往返的漫长海上航程中，他喜欢躲在船舱内，用潦草的笔记书写数学公式。
物理学家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为他撰写了自传。在用来作为自传序言的文章中，爱因斯坦谈到自己的名气：
广义相对论涉及的概念和问题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可是长久以来，大量民众都会对它有着热情而强烈的反应。我永远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
1955 年去世前夕，《生活》杂志（Life ）就对生命意义的看法等问题采访了爱因斯坦。文章写道：
不要做一个成功的人，而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从生活中收获的东西多于对生活的投入。但是，有价值的人应该贡献多于收获才对。
爱因斯坦去世后，全球各路媒体相继报道他的死讯。《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总统、西德总统、以色列总理、法国总理、印度总理的唁电。那些与爱因斯坦有私交的杰出知识分子也纷纷表达了哀悼。在二战中负责原子弹制造项目的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说：“对于所有科学家和大部分人而言，今天是个悲伤的日子。爱因斯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之一。”与爱因斯坦在量子论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写道：
爱因斯坦的贡献不只局限于科学领域。实际上，他在很多最基础、最常见的假想中发现了迄今为止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新假想。这对人类而言意义重大——鼓励我们发现每个国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自满，并与之展开斗争。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则表示：
爱因斯坦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伟大的人。他生活在一个渐渐滑向战争深渊世界中，但却向往和支持和平。他在疯狂的世界中保持理智，在狂热的世界中坚守自由。
如今，爱因斯坦已经是历史上最常被人引用名言警句的科学家：根据维基语录（Wikiquote）收录的爱因斯坦名言数量来看，人们引用他名言的次数远远多于引用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查尔斯·达尔文和史蒂芬·霍金。若是同 20 世纪其他不是科学家的名人——比如温斯顿·丘吉尔、乔治·奥威尔、乔治·萧伯纳——相比，爱因斯坦名言被引用的次数也遥遥领先。多年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多卷《爱因斯坦全集》（Collected Papers ）。他们 2010 年发行的《爱因斯坦语录终极版》（Ultimat ）选编了爱因斯坦的名言警句，如今已经出版到第四版，也是正式的最终版。该书编辑爱丽丝·卡拉普莱斯（Alice Calaprice）在序言中写道：“爱因斯坦留下了规模庞大的档案资料。这些文件似乎是个无底洞，里面装满了数不胜数的名言警句。”
爱因斯坦留给信差的纸条。图片版权：视觉中国
毋庸置疑，爱因斯坦的科学权威身份是他名言被频繁引用的重要原因。比如，他曾经说：“宇宙最让人费解的地方在于它具有可知性。”
但是，人们也经常在很多与科学无关的问题上引用他的名言，比如教育、智慧、政治（1952 年，以色列曾希望他出任总理一职）、宗教、婚姻、金钱和音乐制作等领域。
面对教育问题，他曾经说：“教育就是忘记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
面对智慧问题，他曾经说：“天才和蠢材之间的区别在于，天才是有极限的。”
面对政治问题，他曾经说：“疯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情，但却期待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面对宗教问题，他曾经说：“上帝不会掷骰子。”
面对婚姻问题，他曾经说：“男人与女人结婚，希望她们永远不会改变；女人与男人结婚，希望他们会改变。最终，男女双方都会失望而归。”
面对金钱问题，他曾经说：“并非所有我们能计算出价值的东西都重要，也并非所有重要的东西我们都能计算出其价值。”
面对音乐问题，他曾经说：“对我而言，死亡意味着再也不能欣赏莫扎特的作品。”
面对人生观问题，他曾经说：“做事应该力求简单明了，但不能敷衍。”
对此，我有一个猜想：爱因斯坦明确地说过或者写下这些话了吗？根据人们对《爱因斯坦语录终极版》、维基语录和 QuoteInvestigator.com 收录爱因斯坦名言的调查，再加上身为爱因斯坦传记作家的我所做的个人研究，我认为很多爱因斯坦名言的真实性的确存疑。实际上，我们无法清楚地确定前文提到的任何一句名言来源于爱因斯坦本人，唯一的例外是人尽皆知的“上帝不会掷骰子”。甚至连这句名言都是对爱因斯坦原话的缩略翻译。1926 年，爱因斯坦在用德语给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Max Born）写的书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量子论的看法：“量子论提到很多东西，但并没有引领我们更接近上帝的秘密。无论如何，我都坚信他不会掷骰子。”
很多人觉得“当事实与理论不符时，修改事实”也是爱因斯坦说的，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就是其中之一。2017 年，各国网民就她父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假新闻”话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她在推文中引用了这句话，随后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爱因斯坦也许认同这句话所体现的核心理念。1919 年广义相对论获得证实后，一位学生在信中问他：“如果天文学家发现的事实与广义相对论相矛盾，那该怎么办？”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为上帝感到遗憾，因为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爱因斯坦在演讲或者书面文件中明确提出过这句名言。早在 19 世纪，人们就曾经针对事实和理论的关系问题发表过类似观点。1991 年，没有任何证据和可靠消息来源的拉杰·迦因（Raj Jain）在《计算机系统性能分析的艺术》（The Art of Computer Systems Performance Analysis ）中首次将这句名言归于爱因斯坦名下。从此之后，人们对这句话的出处深信不疑。
当下，大英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名为“上帝与你同在”（Living with Gods）的宗教展。主办方在展览的结束区域里引用了一句被普遍认为出自爱因斯坦的著名名言：“神秘主义感是最美丽、最深奥的体验。它是所有真正科学的灵感来源。” 然而，《爱因斯坦语录终极版》并没有收录这句话。以我的分析来看，它似乎是人们在爱因斯坦去世数十年后，根据他曾经的言论推导出来的。1932 年，德国人权联盟（German League for Human Rights）发布的演讲录音表明，爱因斯坦曾用德语说：“神秘感是最美丽、最深奥的体验。它是宗教的基础，也深深地潜藏在艺术和科学的宏伟抱负中。”原话和大英博物馆引用的话语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1932 年，爱因斯坦的用词是“神秘感”（mystery）；2018 年，大英博物馆的用词是“神秘主义感”（mystical）。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依旧对爱因斯坦如此着迷，始终愿意为他润色改编甚至凭空杜撰各种名言呢？问题的答案一定像爱因斯坦和他的人生一样多变、复杂以及独特，但又绝对与他的科学才华密切相关。很多物理学家曾给他做过助理，巴纳希·霍夫曼（Banesh Hoffmann）便是其中之一。回忆历史时，霍夫曼提起一件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晚期的轶事：
很多情况下，即便向德国科学家求助也无济于事。我们都放下手头的工作，而爱因斯坦也会安静地站起来，然后用口音奇怪的英语说：‘让我思考一下’。说完他就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围着屋子绕圈。整个过程中，他喜欢用食指卷起一缕长长的灰发…时间渐渐流逝，因费尔德（ Infeld， 另一位助理）和我相顾无言，而爱因斯坦则继续一边玩着头发一边走来走去。他的脸上有一种恍惚、陌生但却又有些熟悉的表情。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流露出精神高度集中的神色。又过了一阵，爱因斯坦突然如释重负，脸上浮现出笑容。他不再走来走去，也不再玩头发。他似乎重新回到现实，又一次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接着，他会给出问题的答案。他的解决方案几乎每次都能奏效。
不难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对科学家而言有着巨大吸引力。狭义相对论提出一百周年时，《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出版了一期爱因斯坦特刊。据他们估算，科学家和科学杂志社收到的“不切实际的疯狂信件中”，有大约三分之二与爱因斯坦提出的理论有关。这些信件内容离奇，要么声称发现了爱因斯坦想要实现但始终未能成功的引力场和电磁场统一理论，要么声称成功证明爱因斯坦的学术理论——尤其是相对论——是错误的。当然，第三类信件更是稀奇古怪：声称制造出永动机或者发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
爱因斯坦的魅力早已不再局限于科学界，而是对全世界造成影响。除了伟大的思维能力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因素让他成为一个魅力超凡的人。2005 年，作品和性格深受科幻类读者以及影迷喜爱的亚瑟·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克（Arthur C Clarke）提出，爱因斯坦之所以拥有经久不衰的国际名誉，是因为“他身上融合了科学天才、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古怪反常之人的四种气质，堪称独一无二”。牛顿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但和经常出镜的爱因斯坦相比，有多少广告商愿意用他宣传目标消费群体为一般大众的产品（苹果除外）？没有政客愿意在演讲中提到牛顿的名字，人们也很少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其它问题上引用他的名言。当然，一直有人为牛顿书写传记。可牛顿不会突然出现在报纸头条、卡通动画或者日常谈话中。牛顿的著名轶事数量不多，以他为主人公的笑话则根本不存在。你很难想象一本名叫《牛顿语录》（The Quotable Newton ）的书能受到读者欢迎。
牛顿凭借科学成就而闻名于世，是后世物理学家——尤其是爱因斯坦——无限崇敬的对象。1696 年，牛顿离开剑桥前往伦敦。在伦敦居住的 35 年间，他完成了革命性的著作，但却没有交到一个朋友。1696 年到他去世的 1727 年之间，他给剑桥老友写的书信一封都没保存下来。作为他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Lucasian chair The Ascent of Man ）中，雅各布·布朗诺斯基（Jacob Bronowski）的表述非常恰到好处：“牛顿是《旧约》中的神祇，爱因斯坦是《新约》中的人物…爱因斯坦身上散发着人性、怜悯和宏大的同情感。”
爱因斯坦和牛顿在科学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但摘掉科学家的光环后，两人的日常生活却鲜有相似之处。尽管爱因斯坦对人际关系和体制内生活持怀疑态度，也因两段不成功的婚姻和家庭悲剧（二儿子爱德华[Eduard]人生的最后 30 年都是在瑞士的精神病院中度过）而迷茫，他还是非常喜欢社交。他定期对外发表演讲，与朋友、同事和陌生人频繁地通信，一直致力于帮助科学领域中的“对手”和后起之秀。比如，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印度数学家萨蒂延德拉·纳特·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就受到了他的提携，与他一起提出著名的玻色-爱因斯坦统计（Bose-Einstein statistics）。
和牛顿不同，爱因斯坦不喜欢通过辩论解决与他人在科学问题或其他别的问题——反犹太主义和纳粹主义的问题除外——上存在的分歧，也不会对对方充满敌意。他与玻尔就量子论问题进行过漫长却无法分出胜负的争斗。即便如此，他一点也不怨恨玻尔。爱因斯坦猛烈抨击玻尔的观点，但只是对事不对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间，他与密友玻恩也因量子论争论不休。自始至终，爱因斯坦最接近人身攻击的话语是一句讽刺性的评论：“羞愧！玻恩你应该感到羞愧！”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爱因斯坦支持的公共事业都具有两个特点：值得称赞和目光长远。很多事情展现出了他坚持正义的道德勇气。他不怕遭到攻击和指责，毅然站出来对抗反犹太主义、种族隔离制度和美国私刑处死黑人的残暴手段。他还坚定地反对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创建大型军工联合体以及世界滑向核战深渊。在那个年代，他所支持的公共事业既不时尚，也不“值得尊敬”。爱因斯坦没有沉浸于名誉总无法自拔，也没有终日享受物理、音乐和远航带来的乐趣。相反，只要觉得自己名誉能起到积极影响，他就会站出来与压迫作斗争。我们不能说爱因斯坦的广泛参与给很多事情带来决定性结果，但充足证据显示他给受到迫害的人带去希望，也对公共辩论产生巨大影响。1950 到 1955 年期间，FBI 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执意将爱因斯坦“认定”成亲共分子。这个事实恰好证明，保守派力量认为爱因斯坦的社会活动能产生巨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深受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启发。甘地认为，公民可以武装自我，联合反抗纳粹统治。虽然不认同这个观点，但爱因斯坦和甘地一样都对物质生活的成功不感兴趣。1952 年，爱因斯坦表示：“甘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天才。他告诉我们，一个人找到正确的道路后便能做出巨大牺牲。他为印度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他坚定的信仰比任何看起来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还要强大。”
爱因斯坦对宗教的观点无异于给科学努力披上了神圣化的外衣。宗教界人士很看重他的想法。2004 年，生物学家、激进的无神论者理乍得·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写道：
爱因斯坦很在意精神世界和心灵感受，但他不承认超自然主义的存在，也不承认一切人格化的神…我很开心能和他有着一样宏伟壮丽的无神论精神世界观。任何有神论者都不应该产生自己能就精神世界的问题给爱因斯坦上一课的想法。
1984 年，物理学家霍金在作品中表达了与爱因斯坦相似的观点：
就我们掌握的全部信息来看，世界上的确有一个控制所有物理定律的存在。然而，我认为将其称为“上帝”是个颇具误导性的做法。因为“上帝”通常是个具有人格化含义的词语，而物理定律并没有体现出任何人格特色。
1979 年，教皇圣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中接见了梵蒂冈教皇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他表示：
梵蒂冈钦佩伟大科学家的超凡才华。他们身上体现出创造精神，既不干涉宇宙运行规律，也不评判宇宙运行的原理。当然，宇宙并非自己创设出各种定律。无论如何，梵蒂冈都建议神学者仔细研究这些科学学说，努力探索科学真理和神祇为我们揭示真理之间所存在的和谐与融洽。
艺术家对爱因斯坦有多敬畏？爱因斯坦在世时，马克思·勃罗德（Max Brod）——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遗稿管理人——写出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1915 年出版的《第谷·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Tycho Brahe’s Path to God ）。1911-1912 年期间，勃罗德在布拉格与爱因斯坦结识。后来，他以爱因斯坦为原型塑造出书中人物开普勒（Kepler）。勃罗德说：“爱因斯坦屡次让我震惊，为他感到痴狂。他轻松地与他人讨论问题，实验性的改变观点，有时候还会暂时接受与自己相悖的观点，从全新的角度宏观把握问题。”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E·E·肯明斯（E E Cummings）以及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过爱因斯坦。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的话剧《伽利略传》（Life of Galileo）中，他自称是“新戏剧形式领域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去世后，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各类艺术作品中：弗雷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话剧《物理学家》（The Physicists）、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歌剧《沙滩上的爱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以及物理学家艾伦·莱特曼（Alan Lightman）的小说《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 ）。
爱因斯坦的理念对艺术家造成了微妙影响。很多人试图证明他也对喜欢使用多重视角叙事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 T·S·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劳伦斯·德雷尔（Lawrence Durrell）。但是正如研究 1985 年出版的报告《爱因斯坦的神话和冥思》（Einstein as Myth and Muse ）的作者们所言，这个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德雷尔在 1957 至 1960 年间出版的《亚历山大四部曲》（Alexandria Quartet ）中表示，艾伦·弗里德曼（Alan Friedman）和卡罗尔·唐利（Carol Donley）曾诚实地说：“作家只是说他们使用了相对论，我们不能因此认定他们理解相对论，也不能认定他们对相对论理论的艺术改编合理成功。”同样，在 2001 年出版的《爱因斯坦和毕加索：两个天才和二十世纪的文明历程》（Einstein,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 ）中，科学史专家亚瑟·米勒也试图将相对论与立体主义流派联系起来。他认为，爱因斯坦和巴勃罗·毕加索一样，都想破坏人们对构成古典主义的现实的理解。实际上，很多证据都显示爱因斯坦在艺术品味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古典主义作品。
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研究相对论的哲学家：“他们对物理懂得越少，就越喜欢卖弄大道理。”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无意中用有趣的方式警告人们不要试着将科学和艺术联系在一起：“在科学领域，科学家尝试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方式阐释大家闻所未闻的问题。但是在诗歌领域，情况却恰恰相反。”
错误引用爱因斯坦名言的现象很大程度源自于人之常情：渴望故弄玄虚，渴望象征着“标志性”和“天才”的权威人物。相对论最初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走红时，很多人认为可以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证明一切都是相对的（连真理也不例外），一切观察都是主观的以及一切皆有可能。2002 年，犹太裔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播音员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在 90 岁生日当天接受了《卫报》的采访。当时，他笑着说：“我喜欢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人敢反驳你。”特克尔的绝妙回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对权威——尤其是物理、教育和政治领域的权威——充满怀疑。
最后，我要引用一句爱因斯坦的名言作为结尾。1930 年，他在给姓名不详朋友的信中写道：“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让我成为了权威。”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及 Banner 版权：视觉中国；长题图来自 Wikimedia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
